资料图：2020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苏州赛区开幕式。中新社记者 杨波 摄

同样受到疫情影响，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面临危险。 在疫情的催化下，中国足球在年底“断气”：大幅限制球队球员薪资，坚决摘掉俱乐部企业名称，并用“最严厉”的新政策试图爆冷中国足球的泡沫。

重启困难

作为中国最顶级的职业足球赛事，原定于2月22日开赛的中超联赛，经过各种复赛方案、反复审查和评判，直到7月25日才艰难重启。以防疫为先，中超联赛经历了种种“转变”。

比如，主客场制改为赛会制国内足球赛事，16支球队分小组在苏州、大连进行比赛。 仅小组赛第一阶段就需要66天完成112场比赛； 比赛规则与以往的积分制度不同。 积分不结转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多轮淘汰赛之间不存在积分关联。

为了重启比赛，中超联赛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防疫方案：设置绝对蓝色禁区，禁区内所有人员每月进行抗体检测，每周进行核酸检测，各队将设置一名防疫联络员，所有快件均经过消毒后，由专门管家分发。 选手一旦违反防疫纪律，一律离开赛区……

近乎严格的防疫体系为联赛重启保驾护航，但高强度、超密集的赛程给几个月只能在“防疫闭环”中活动的球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心压力。 这不仅体现在后期，大部分球队都是“伤兵满营”，场上情绪失控的球员之间的冲突也频频发生。

受疫情影响，本赛季绝大多数比赛均由本土裁判负责。 但在点球、红黄牌、VAR介入等判罚标准上却存在不少争议。 中国足协坦言，本土裁判的整体执法水平与国际高水平裁判相比。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后期国内足球赛事，半决赛、决赛、保级战、附加赛等多场关键比赛都邀请了两名韩国裁判执法，争议逐渐减少。

由于积分不再决定胜负，本赛季出现了许多看似“难以置信”的结果。 小组赛14轮未尝一胜、创造中超历史最差战绩的天津泰达，在第16轮仅以一场胜利成为胜者。 首支成功保级的球队，小组赛与上港、国安打平的石家庄永昌，因第二阶段表现不佳而降级。

如果按照积分制，石家庄永昌20轮过后积22分排名第11位，而天津泰达则仅积12分排名第16位。 赛制的公平性难免会受到质疑。 同样转换为积分制，最终冠军江苏苏宁积38分，亚军广州恒大积45分。 冠军球队的积分比亚军球队少，这在中超联赛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亚冠联赛

在中超联赛的防疫模板下，中甲联赛、女超联赛、足协杯相继举行。 后期还邀请粉丝进场，赢得广泛好评。 最值得关注的是，经过种种波折，四支中超球队前往卡塔尔多哈参加亚冠联赛。 他们是今年为数不多的参加海外比赛的中国运动队之一。

受疫情影响，参加亚冠联赛也是今年中国足球与其他国家球队同场竞技的唯一机会。 这对于中超四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 不过，他们在经历了一场超负荷的中超之后，才刚刚转战亚冠。 广州恒大、上海申花、上海上港表现疲软。 幸运的是，北京国安创造了队史最佳战绩，晋级八强。 不过，中超球队表现却疲软。 整体战绩是近年来最差的。

“亚冠历险记”不仅仅在赛场上。 由于防疫需要，球员们穿着防疫服，乘坐包机往返比赛。 被淘汰后，他们留了很多天等待包机的批准。 12月中旬，他们陆续回国，抵达后隔离14天。 联赛预计明年3月份开赛，俱乐部需要在1月份开始冬训备战，其余球员休息时间有限。

尽管联赛重启存在赛制、处罚等争议，中超四强留在多哈一度引发球员抱怨，但不可否认的是，职业联赛的持续发展将有助于运动员保持自己的状态。竞技状况和体育运动的健康长期发展。 在中国足球严格的防疫措施下，比赛期间未出现任何病例。 中国足球的复赛经验吸引了亚足联等地区联赛的“借鉴”。

自我救赎

同样受到疫情影响，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面临危险。 今年，各级职业联赛已有16家具乐部退出或解散。 投资者已经难以维持，所支持的俱乐部收入也大幅缩水。 联赛的完整性受到损害。

在金源足球的追捧下，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长期依赖企业输血。 2018年，平均收入6.86亿元，平均支出11.26亿元，平均亏损4.4亿元。

与此同时，球员薪资异常也是不争的事实——2019年中超球员平均薪资远高于日韩顶级联赛，中超联赛平均年薪球员的收入约为当年中国居民平均收入的160倍，而日本和韩国的顶级联赛分别是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的8倍和5.5倍左右。

限薪的声音早已不绝于耳。 疫情催化下，中国足球年底“断气”：中超俱乐部年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一线球员单赛季工资不得超过5税前100万元人民币，外籍球员税前年薪不得超过300万欧元。 同时，俱乐部还需要在新赛季去掉企业名称，重点培育足球文化。

“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三倍多，韩国K联赛的十倍多，这些数字令人震惊，我们的良心死了吗？”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金元足球侵蚀着健康足球的肌体。 我们要坚决打破金源足球的泡沫。

2015年，中国足协出台了足球改革方案，2017年又出台了《2020年行动计划》。 然而，目前国内足球赛事，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都没有实现既定目标：2019年亚洲杯虽然能够进入四强，但他们确实做到了。未达到世界排名进入前70名的目标； 国奥小组赛惨败，无缘东京奥运会，国青、少年国家队无缘U20、U17世界杯决赛圈。 可见，中国足球的体制性落后并没有根本改变。

上周，中国足协发布进一步推进足球改革的举措，为国家队制定了简单务实的新目标：男足国家队力争达到亚洲一流水平，全力备战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以及2023年亚洲杯，力争新突破。

然而，疫情之下的“最严限薪令”能否拯救中国足球呢？

随着新政策的出台，各大俱乐部势必会减少大牌外援的引进，中超联赛的享受以及中超球队的国际竞争力将在短时间内受到损害。 。 中国足球的救赎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但毫无疑问，中国足球需要改革，改革也需要走向深水区。

记者 邢冲